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选择——基于上海、武汉、无锡三地的比较研究

政府通过签订购买契约合同,向社会上有能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供应商购买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减少财政支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而且对于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意义重大。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上还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如何做好公共服务购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通过对上海、武汉、无锡三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发现,竞争性购买、谈判模式以及合作模式这三种购买模式皆有其适用性。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可从拓宽购买领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绩效及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等方面入手。     

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

以九一一事件为标志,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反恐战争＂。这一战略正在结束。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被确定为亚洲,针对中国。针对中国并不必然是敌对、包围和遏制中国。美国对华战略还没有因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而改变。＂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地区地位和影响的上升,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平衡、制约和防范中国。在国力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美国新的地区战略以军事和安全为主要手段,挑拨和利用亚洲各国间的问题和矛盾,进而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现代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以内蒙古世界银行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为例

2006年世界银行在内蒙古试点了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经过3年的发展,试点项目的自然村在村民参与、赋权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13个自然村之间在社区主导型发展绩效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根据问卷调查资料,用因子分析方法,从不同社会资本类型角度对社会资本及其类型在社区发展绩效中的作用做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社会资本只是社区发展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发展绩效好的自然村,其总体社会资本较高,但是总体社会资本高的自然村,其社区发展绩效未必高。社会资本的类型是影响社区发展绩效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资本高的自然村,其社区主导型发展绩效就高,现代社会资本越低的自然村,其相应的社区主导型发展绩效就越低,现代社会资本是解释自然村社区主导型发展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     

对政党执政规律的探源与反思

政党执政规律是蕴含在执政党取得、控制和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是政党政治活动的内在属性。探索和研究政党执政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关于政党执政规律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突出表现在执政规律经验化、政治化、环境化、主观化、狭隘化等几个方面。对执政规律的基本内涵进行反思，是探索和研究执政规律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球治理视野下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挑战与策略研究

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聚焦全球治理视野，从动力机制、动员机制、有效性机制、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分析研判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策略：破解合法困境，促进价值认同；营造社会氛围，强化社会动员；加强能力建设，健全行动模式；加强对话合作，拓宽参与渠道；构建政策体系，完善制度建设。以期为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提供思路指引，并通过社会组织“走出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区域规划理论研究综述

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对于地区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地位.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言:"国家竞争优势的最终源泉和落脚点是一国内区域竞争力和区域内产业集群,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培育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     

财政支出比较视角下公务员退休金制度设计

公务员退休金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待遇差是社会热点问题,并波及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助长了提前退休浪潮。机关公务员与企业人员退休后收入的待遇差来自人员身份和计算方法的制度隔墙,本文审视了针对公务员养老金的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探讨了中国公务员退休金制度的新路径,即三元组合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国民基础养老金避免老年贫困;二是通过职业养老金个人账户实现老年体面生活。公务员作为公民应享有国民基础养老金,作为政府雇员应享有职业养老金并附之以廉政奖励养老金,政府应当分别承担相应责任。通过模型计算和实际数据模拟计算表明,新制度初期财政支出超过原有制度,但若干年后低于原有制度,本文提出的模型和政策建议具有不降低公务员养老金待遇的同时减轻未来政府财政负担的效应。     

中国非政府人权组织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非政府人权组织是人权保护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保护更需要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参与。目前中国的维权组织可以看作是非政府人权组织的雏形,但它们有很多内在的缺陷,难以自发地发展成现代非政府人权组织。这还需要政府和学术界有意识的培育和引导,使它们在中国人权发展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